多位医务人员接受本刊记者采访时表示，这次不同寻常的攀升已持续近10年。目前经常被引用的数据是，2004年广州妇婴医院双胞胎出生率较2002年增加近一倍。
据《瞭望东方周刊》2013年1月报道，2011年，上海市第一妇婴保健院的双胎和多胎分娩率为2.38%，不到50个产妇中就有一例双胞胎或多胞胎。据江西省妇幼保健院、昌大一附院、昌大二附院、南昌市第一医院和南昌市第三医院这五家医院妇产科不完全统计，2005年，这五家医院接生的双胞胎仅60余对，2010年上升到200多对。
鉴于人工辅助生殖技术引发的多胞胎热潮对于计划生育政策和人口质量带来的影响，2013年6月开始征求意见的武汉新版《计划生育管理办法》明确规定，禁止采用人类辅助生殖技术实施三胎或者三胎以上的妊娠分娩。
这种对中国基本国策的冲击，是如何通过小小的白药片实现的？这其中是否潜藏危险？
药造双胞胎再调查
在山东，“多仔丸”一般都在熟人间流传。在这个有点神秘的过程中，几元钱的国产仿制药会以数百倍的价格出售
《瞭望东方周刊》记者 葛江涛、特约撰稿 于晓伟| 北京、山东报道每个周一都是周志飞去临沂小商品批发市场进货的日子。“刚刚换季，有些应季货卖得很快。”下午从批发市场回到家，停好五菱牌小货车后，周志飞一个人用了40多分钟时间，一箱一箱地卸完了价值几万元的货物。
多胞胎动机
如果不是两年前妻子生下一对双胞胎，周志飞应该还可以像原来一样，花上几十块钱，随便找个装卸工人应付了事。“现在什么钱都得花双份，所以必须节省每一点钱。等她们上幼儿园，上小学、中学，如果再上大学，也都是双份。”周志飞说，双胞胎降生后确实带来了很多快乐，同时也给他的家庭带来不小负担。
妻子上班每个月有2000元收入，他的店铺纯利润每月通常不足一万元。除了养育双胞胎女儿外，每个月还有2000多元房贷。
当初结婚五六年后一直没有孩子，“头几年真是没在意，后来我们自己开始想要，但是一直没有结果，直到第七年还没有动静，我们才真是急了。”加上双方父母的压力，那几年家里“内战”不断，特别是随着年龄的增长，心理压力甚至开始影响到了他们正常的家庭生活。
求医过程，周志飞觉得羞于启齿。不孕不育专科医院给他们开了药品。虽然到现在也没办法准确讲出这些复杂的名称，但是他清楚地记得，按照医嘱吃到第二个疗程的时候，妻子就幸福地进入了孕期。
后来到医院孕检，竟然是双胞胎。这个不太善于言谈的汉子，稍微想了一会儿说，那时候“看见什么都觉得是笑脸，甚至那些没有脸的大桥墩子，也有笑脸”。
虽然稍微有些早产，但是在双方家长以及亲朋好友的一片祝福中，两个女儿呱呱坠地，并健康地开始了她们的新生命之旅。
34岁的周志飞说，他知道那是药物带来的结果，如果没有药物的帮助，他无法想象自己的生活现在是什么样子。
总之，他说，“无论如何，我们感谢这个药物”。
在周志飞所在的山东省，一些人羡慕他。
日照市一位不愿意透露姓名的基层官员向本刊记者介绍，当地对计划外生育一直采取比较严格的管理。计划外生育的父母，将来不仅要面对孩子无法上户口的问题，而且处罚力度也相当大，动辄近十万甚至十几万的经济代价，显然非普通家庭可以承受。
所以，如何在政策允许范围内生育二胎，成为一些人绞尽脑汁思考的问题，“显然怀上双胞胎是这些人眼里的最佳选择。”上述官员说。
日照市的马朝忠就是这样的例子。“如果政策允许生两个，我相信没人愿意去想别的办法。”实际情况是，直到后来妻子怀孕生下双胞胎之后，马朝忠才知道当时服用的药物，也会有怀上多胞胎的几率。
27岁的马朝忠夫妻双方均为城镇户口，而且两人都不是独生子女，所以在政策上不允许生两个孩子。“很早就听朋友说到‘多仔丸’的事情，我确实想要两个孩子，至于具体是男孩女孩，倒不是最重要的。当时的想法，就是希望让孩子有亲兄弟姐妹。”
自小在哥哥“庇佑”下长大的马朝忠觉得，孩子有兄弟姐妹，在成长的过程中不仅增加很多乐趣，长大后也不会觉得孤单。
“不管现实怎么变化，血缘关系的纽带是一成不变的。”他认为这点对孩子的身心健康是重要的。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