公交凶杀案：群体为何任人宰割
2013-08-28 12:01:57 来源：腾讯评论　　 0

　　河南安阳公交凶杀案影响还未平息，成都又发生公交砍人案。两起案件都引发人们疑问：为何持刀歹徒以一己之力，可以造成群体的大面积死伤...

“竟无一人是男儿”是怎么发生的

从“个体理性”出发，每个人都不愿“当男儿”

歹徒身材瘦小，却能予取予求

　　公交车上的乘客有两种选择。一种是主动反抗，但这会把自己置于直面歹徒的境地，风险太大。另一种是逃避，这样做理由很多——“一车的人，该不会就砍到我头上吧”；“我往前跑两步，就能下车脱离险境呢”；“我趴在地上装死，说不定就能混过去呢”；“会有人站出来阻止他吧”……

　　两种选择一对比，后一种似乎是更“理性”的选择。以本案为例，若不反抗，受伤的概率不到50%，甚至可以像那个折返回去拿包的人一样，做到人财两不耽误；反抗，受伤的概率不好说，但对于现场的人，心理上肯定感觉概率会很高。于是选择不反抗更“理性”。

　　这样的分析，也可以解释类似的问题——如“几百个纳粹士兵为何就能控制几万俘虏”、“大饥荒时人们为何宁愿饿死也不去打开粮仓”。

然而每个人都不愿“当男儿”，严重违背“群体理性”

　　每个人为了那50%的逃生机会而躲避，结果就是群体要损失一半；而如果有人“不理性”的选择反抗，则群体受损就会降低很多。可见，“个体理性”和“群体理性”之间是有矛盾的。

避免群体悲剧，需要法定职责和呼唤“男儿”

法定职责：乘客可以退，公交工作人员应该上

　　案发的公交车上有司机和售票员，他们理应比普通乘客承担更多的责任。乘客可以乱，他们不能乱（指挥责任）；乘客可以退，他们应该上（对抗责任）。

　　当然，“应该上”和“必须上”之间还是有很长的距离的，工作人员的对抗责任要明确到哪个刻度？是必须殊死搏斗？还是保障自身安全的前提下尽力而为？这需要讨论。但毫无疑问的是，即便工作人员有低程度的对抗责任，也可能对阻止伤害起到很大的作用。以本案为例，周江波在前一天与领居冲突，伤害3人（无人死亡）。但周以为自己已经杀了人，想着反正自己要死，就在死前“想办点事”（周的供述）。在喝酒之后周上了公交车，坐立不安一会儿后，开始去抢方向盘。周的行凶应该属于那种冲动型的行凶，遇弱则强，遇强则弱。如果工作人员能有一个低程度的对抗，或许就能打击歹徒的气焰、鼓舞其他乘客的斗志。

案发的公交车

这个社会仍需要“男儿”

　　我们的社会曾一度倡导个人英雄，但是那种强求人当英雄的风气，造成了假大空泛滥。到了90年代初，反其道行之的“躲避崇高”甚至“嘲笑崇高”又兴起，再加之一些所谓“睁眼看世界”的人传入了“国外遇到突发状况不提倡个人英雄”的说法，可能导致了今天“男儿”的作用被看低。

但是我们这样一个社会，真的不需要“男儿”吗？安阳公交凶杀案就是一个鲜活的反面例证。

其实古今中外，那些从群体悲剧走向群体获益的过程，也是一个“男儿”彰显气概的过程。世界上第一个现代民主政体诞生于英国，就与英国富有一批甘愿“拆下肋骨当火把”的清教徒关系很大。

结语

　　我们没有任何资格去指责逃避的人，换成我们自己在车里，也未必会做得更好。但坏人的强悍，是被好人的软弱放大的，这也是事实。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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