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国财税法学研究会等在京主办的“第二届卓亚法治论坛”上，中国社科院财经战略研究院院长高培勇提出，我国税负的90%甚至更多都压在企业身上，他建议通过税制改革增加居民个人缴纳税收的比重。(《京华时报》2月26日)
有道是“独木难支”，究竟是将90%的体重由一条腿来承担，还是把压力平均分摊到两条腿上，更加平衡和轻快，答案当然不言而喻。相比压力本身，压力如何分担，其实同样关键。在这方面，税收结构当然也应有合理的压力分担机制及其平衡性的考量。以这一视角来看，当税负的90%甚至更多都压在企业身上，承担着过高比例税负的企业，的确难免“独木难支”的困境，尤其是面对市场与经济的波动，税负会否成为压垮企业的最后一根稻草，也绝非杞人忧天。
可见，无论是建立更加合理平衡的税负结构，还是为企业创造更好的营商环境，税负结构的调整，减轻企业税负占比，的确不无必要。既然宏观税负的组成中，除了企业税，便是个人税，这一结构的调整将意味着个人缴纳税收比重的上升，要说也是句大实话。而从直接个人所得税占比来看，也不难得出支持这一调整的结论。 2010年全国个人所得税收入总额约4800亿元，而全国税收总额约7.3万亿元，个税收入只占全国税收的6.5%左右。至于横向比较的结果，根据一项从1965年至2008年为时段的统计显示，个税收入占总税收收入的比重，美国是49.8%，德国是39.7%，英国是36.9%，日本是30.6%，法国是27%，而中国只有6.8%。个税占比偏低也是不争的事实。如此看来，作为实现税负结构再平衡的路径，减少企业税负，增加个人税负，也完全合理。
不过，简单地从直接个人所得税的占比，便得出个人所得税占比偏低的结论，不仅有失偏颇，更显草率。毕竟，有道是“羊毛出在羊身上”，税负更是有其转嫁效应，正如房产税的征收，最终承受代价的未必是炒房者，而是买房人。企业税负尽管看似高昂，但这些税负必然会被转嫁到商品和服务的价格中，最终为这些税负埋单的，也仍然是居民个人。最典型的莫过于近期电动汽车厂商特斯拉Model S的中国报价，相比美国车价高出30%的增值部分，源自增值税、关税等各种税负，这些税负虽然是加在企业头上的，但谁能说国内消费者没有为这一税负埋单呢？可见，个人承担的税负，并不直接反映在个人税单上，企业税负最终也仍然要由个人承担。真要计量个人税负占比，则更需将企业税负转嫁而来的间接税计入。
在这方面，世界银行统计的各国“总税率”更能直观体现间接税加于国民经济的负担。世界银行2013-2014年的《营商环境报告》，中国“总税率”是63.7%，全球排行第122。而同一统计中，英国“总税率”为34%、美国“总税率”46.3%、日本“总税率”是49.7%，均远低于中国。这也可以解释，为何直接个人所得税占比不高，但公众的税负痛感仍然强烈的原因，这个时候，税负结构调整打起提高个人所得税比重的主意，自然说不过去，甚至是“换汤不换药”。
基于此，国内税负结构的确存在问题，但更亟待求解的问题恐怕仍是“总税率”过高。至于增加个人缴纳税收的比重，也不应是简单地将企业税负转嫁。降低和减免企业税负，同样可以实现税负结构平衡，并让“总税率”真正趋向合理。
